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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 基本问题的重新定位
发表时间:2013-12-26 15:34:16[ 阅读次数:1000 ]

 

相信从 事翻译的人乃至外行对于“翻译”、“原著”、“译文”之类的 所指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对“忠实”/“不忠实”、“对等”/“不对等” 之类的 界定恐怕也不乏明确的认识。当然,至于具 体翻译是否能够忠实、对等,则另当别论。文化派 的兴起引发了翻译学的范式革命,冲击,甚至颠 覆了既有的一切术语和相关概念,就连最根本的、我们理所当然接受的“翻译”也在诘难之列。文化派 领袖芭斯奈特在“翻译什 么时候不是翻译”一文中对“翻译”及相关概念进行驳难,揭示了其“模糊性”和“虚幻性”。这是文 化派范式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是旧范式是否过时、新范式 能否成立的理论根据。鉴于其重要性,我们有 必要对其重要论点进行剖析和思辨,以更好 地把握文化派的理论取向和实质。如果该理论有失偏颇,也是我 们澄清翻译学基本问题,将翻译 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的良好契机。在我们 论证和评判过程中,希望读 者反复思考以下问题:

(1)芭斯奈 特的论证能否推倒翻译这一概念?

(2)伪译是不是翻译,能否以伪译界定翻译?

(3)原作、译作有无边界?

(4)“共谋”有没有合理成分?

(5)“改写”、“操纵”是不是 翻译的本质属性?

对芭斯 奈特基本观点的剖析

芭斯奈 特开篇就论及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关系,总结了 翻译界长期以来广泛讨论的两个重要命题:

命题1:翻译是违反、背叛,是受人 尊崇的原作的次等摹本。

命题2:译作是源文本的“再生”,是它的存留,它的转世。

命题1:是指译作不等于原作,而且是劣于原作的。这种看 法曾是学术界广泛认同的,几乎接近常识。命题2是译作 与原作地位平等,为芭斯奈特(Bassnett 1998: 25)所推崇。芭斯奈 特甚至认同德里达(Derrida 1985)“译作变成了原作”的夸张性隐喻。她援引 两个人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维纽提(Venuti 1995)的译者可见性(translator’s visibility),即译者 在译作中显现自己,使译作 延续原作的生命;(2)高达德(Goddard 1995)“炫耀”她以其“从女人 的观点进行处理”的策略 对文本进行操纵的种种迹象。芭斯奈 特认为这些译者“凸显自己”的观点并不激进,几百年 来译者就是如此实践翻译的,如16世纪查浦曼(Chapman)对荷马的过度操纵及17世纪拉莫特(de la Motte)对这同一作品的操纵。这说明 译者切切实实地将自己铭刻于翻译之中了。芭斯奈 特还以波尔吉斯(Borges)的怪诞故事为例,企图说 明译作等同于原作是不可能的。该故事说,波尔吉 斯著作中的主人翁想重写一部《唐?吉可德》。由于他 要再创完全等同的文本,所以就 过着和原著作者同样的生活,这意味 着要将塞万提斯的生活一板一眼地再过一遍,结果写 出的小说与原著一字不差。芭斯奈 特认为两个文本之间一模一样这一观念十分可笑,译者如 果认为能以另一种语言再现同样的、对等的 文本也同样愚蠢。芭斯奈 特想说明什么呢?她无非想说明“忠实”、“对等”的虚幻性,进而说明“原著”、“译著”乃至“翻译”的虚幻性。为此,她特别 强调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因素——“语际转 换过程中译者涉入的迹象,随处可见”。结论是:翻译研 究经历了争取承认的种种斗争,原来其 性质却是不可把握的。“翻译具 有变色龙的性质,能改变颜色,改变形体,能将自 己译成许多不同的东西”。而且,她认为 这种可以类比于翻译的性状是必然的,以前曾 显得清晰的边界现在已经模糊了,很难辨认了,当今时 代关于翻译的研究已不再能够达成一致的看法了。至此,我们有 必要对芭斯奈特的观念进行概括和定性分析。芭斯奈 特之所以不赞成第一种命题,原因在于(1)对原作 与译作的主仆关系不满意,这不符 合当代反对霸权、争取独 立的主流思潮和运动;(2)当前,证伪与 范式革命是新观点乃至新学科得以成立的明显标志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既然第 一命题是传统的,所以就必须否定。第二命 题为什么能得到芭斯奈特的共鸣呢?我们也 可以归纳出两个原因:(1)芭斯奈 特本是搞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又提出 了文化转向的口号,自然就 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翻译,又由于 翻译对文化的推动是明显的,所以也容易从“再生”或“转世”等作用之处着眼;(2)“再生”、“转世”具有不依附的意味,德里达“译作即原作”的界定 很符合其提高译作地位的解放思想。我们先 看看芭斯奈特列举的事例能说明什么。查浦曼 和拉莫特的确把自己铭刻到译作之中了。查浦曼 翻译荷马作品时改造了人物性格、对智慧 的价值观念以及对感情的抒发和克制增添了道德说教成分,而拉模 特按照自己的意图处理原作,把《伊利亚特》二十四 卷的长诗压缩了一半。不过,我们要问:查浦曼 和拉模特把自己的意图和价值观念加进译语文本里,这是翻译吗?如果大 家不否认翻译意味着转换(transfer)的话,那也不 会否认转换预设被转换的东西(what is transferred),正如偷 窃预设被偷窃的东西一样。换言之,如果大 家不否认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将一 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那么我 们就不难明白查浦曼和拉模特的行为构不成翻译行为,因为他 们的操作缺少了构成翻译条件所要求的一端:源语和/或源语表达的内容。拉模特把《伊利亚特》压缩一半,是地地道道的改写,压缩意 味着减少而不是增加,但不可 否认这是他把自己凝练简约之类的美学主张或观念加进了翻译。据此分析,这与其说是原作的“再生”或转世,毋宁说是译者的“再生”或转世。可见,“译作是源文本的‘再生’,是它的留存,它的转世”这一命 题与芭斯奈特的论述其实是不契合的。我们再 看看芭斯奈特关于翻译的解释有几分道理。如果说翻译是变色龙,能改变颜色,改变形体,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翻 译本质上就是变——“译乃易也”。至于芭斯奈特的假设:“如果认为能以另一种语言再现同样的完全对等的 文本也同样愚蠢”,我们可 以肯定懂得翻译的人不会期待“同样的 完全对等的文本”,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译乃易也”。问题在 于芭斯奈特看到了“易”,却混淆 了翻译本身蕴含的“易”与翻译之中寄生的“易”。就翻译本身而言,“易”是必然的,但却是有限度的,而不是任意的。所以,芭斯奈特所谓的“翻译能将自 己译成许多不同的东西”这一论断是不恰当的,比如变 色龙怎么变都是变色龙,它不可能变成蜥蜴、蛇等。我们不能不说,芭斯奈 特看到了翻译现象却失却了翻译的本质,她夸大 了翻译的主体因素,又忽略 了翻译的基本规律。如果说 译者的操纵不可避免,我们也 不难理解操纵不是翻译所要求的,不构成 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为了说 明芭斯奈特所谓的翻译的实质,我们试以“历史-演义-戏说”的演变做一类比分析。大概没人否认“历史”这一学科的界定。历史是实事求是的,忠实于 史实的学科体系,这一学 科有着明确的范围、目标和治学标准。我们不 应因为历史缺少创造性,忠实于、服从于 史实而认定它地位卑下并去努力地把它拔高。我们也 不否认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含有艺 术加工和虚构成分的演义这一型式,而且演 义还可以发展到更为夸张,甚至歪曲史实的戏说,但我们 不至于将历史与演义、戏说相混同。芭斯奈 特列举的例子都含有译者个人发挥的成分,加入这 类成分的翻译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正如演 义和戏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一样。应该说,关于翻 译的本质认识之所以未达成统一意见,是因为 人们不太容易把握翻译的“易”这一特性,容易将翻译之“易”与翻译寄生之“易”相混同。如果我 们将两者做出明确区分,就容易 看出翻译的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这种区 分对翻译的本体论认识是很有必要的。藉此,我们不 难判断文化派学者提出的“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的片面性。“改写”、“操纵”淡化了客观性,突出了主体性,放任了随意性,构不成 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如果以 此界定翻译就意味着没有抓住翻译的本质,以此得出“译作独立于原作”或“译作就是原作”的结论 自然是没有根据的。

 

对芭斯奈特的“共谋”和伪译的剖析

阐明其翻译学新观念,芭斯奈特提出了“共谋”这一概念。所谓共 谋就是彼此影响,相互认同。她认为 共谋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家庭 中的暴力冲突中,某些成 员之间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共谋,而且让 人难以辨别孰是孰非——可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事实上,我们都 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共谋。大概世 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截然清明的,以此类推,读者和 作者之间也存在着共谋关系。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77)让我们 反思在文本的成就过程中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他认为 所有文本都依赖于先在的成分,“文本是 从文化的无数个中心中提取的语录编织而成的……(作者的作用)只是将作品掺和起来,彼此引证,却从不 倚重其中的任何一个…….”芭斯奈特据此论断,世间不 存在真正意义的“原著”。即便避 世的迪肯森那精妙绝伦的诗也算不上“原著”,因为她 毕竟读过各类文本,其碎片 和回声漂游于她诗作的字里行间。芭斯奈 特想以此说明翻译中“原著”及“对等”的虚幻性——既然“原创”都是虚幻的,翻译中 自然也不会存在所谓的“原著”,既然不 存在原著也就无所谓“对等”了。而且,在她看 来翻译中还加进了“原著”中原本没有的东西——“异质不 仅在读者层而且在作者层都融入了翻译过程”。芭斯奈特认为“共谋”很适合回答“翻译什 么时候可以不是翻译”这一问题。作为读者,我们与“翻译”这一术语共谋,所以我们才有了“原创性”、“权威性”,“权力”、“归属”,“主导”、“服从”之类的概念。芭斯奈特在否定了“原著”之后,又从根本上对“翻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她引用图瑞(Toury 1985)提出的“伪译”(pseudo-translation)(即冒称翻译的作品)这一概念,以说明 译著与原著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翻译”只是人们认定的、接受的概念。芭斯奈 特论述了五类伪译,我们试 分别叙述并进行相应的分析。

非权威资料来源

斯奈特 所指的这一类伪译,指的是 从不同的语言中搜集材料而编写出一部著作来。芭斯奈特援引《亚瑟之死》作为这一类的典型。关于亚 瑟王的故事已有法语、威尔士 语和英语版本在民间流传,马洛理(Mallory)受命将 这些归并成英语著作。这一著 作是翻译还是编写,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芭斯奈 特认为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她认为《亚瑟之死》是一系 列叙述材料的复述,是一种改写,而且有 她改写优越论的当然理由——勒斐维 尔就将翻译改称为“改写”,以提高译者的地位,摆脱“翻译”这一术语的局限。芭斯奈特叙述道,《亚瑟之死》的原型 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本而是几种语言集聚的资料,其作者 声称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又抹去 一切我们可以核对资料的线索。而我们 作为读者又与作者进行着共谋,认定其出处的权威性,接受作者的操纵。同理,翻译亦如此,读者认 定某某作品为翻译,接受译者的操纵。所以,所谓原 著译作其实是假定的或认定的,而未必有客观的标准。综上所述,我们不 难看出芭斯奈特一贯如注的意旨:原著、译著都是我们“共谋”的结果,追求忠实、对等的 翻译只能降低译者的地位,翻译就是改写。我们认为:《亚瑟之死》的确属于改写,但是由 于改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以它来 否定翻译和相关概念自然是不得要领的。

 

自译

所谓的“自译”现象是“翻译何 时可以是翻译或不是翻译”这一问题的另一维度。用法英 两种语言进行写作而颇有声望的贝克特(Samuel Beckett)出版了 四首短诗构成的组诗,这组诗是法英对照的。注释表 明是作者自己英译了自己的作品。芭斯奈 特虽然没有表明自译不是翻译,她想表达的却正是“翻译即改写”这一命题。芭斯奈 特仅以作者第四首诗的最后一行为例进行了分析,她认为 法英两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法语是“Pleurant celle qui crut m’aimer”,英语是 “mourning the first and last to love me”。我们就 此进行简要推理和分析。如果第 四行诗因为法英语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而认定它不是翻译,那么前 三行是不是翻译?如果芭 斯奈特因为一行诗不是翻译而得出“翻译”这一概念不成立的话,那以我 们以她同样的逻辑进行推理:如果前三行是翻译,那结论不就是“翻译”这一概念可以成立,而且成 立的比分是不成立的三倍了吗?可见,芭斯奈 特的论证是不符合逻辑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再 考察芭斯奈特援引的例子。这一行 诗的法英语版本所表达的未必不是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话虽说诗无达诂,但我们 不能排除这两种版本都有“因为爱我而哭泣”的意义,就是说,都传达着“悲”与“爱”的关系。退一步讲,即便意义有别,也不能 否定它的翻译属性,因为诗 不同于其他文本类型。诗歌是美学的,情感意 义的权重是大于命题意义的。在翻译中,由于可 译性限度我们往往可以取消命题意义而顾全情感意义,而且在诗歌中意境、意象、意蕴又大于意义,所以诗 歌更注重超越字面的美学效果。也就是说,即便芭 斯奈特关于这一行诗的断言是正确的,也是说 明不了自译不是翻译,或翻译不是翻译(即“翻译是改写”,“翻译是操纵”)的。芭斯奈特接着说:“这些诗 所在的版本明确说明英语版是翻译。但是鉴 于意义上的差别,我们能 把权威性归之于‘原作’吗?”这里似 乎存在着逻辑问题:我们不 明白为什么译作有别于原作,原作就不具有权威性。我们能 因为枳有别于桔而反推出桔不是桔,即桔不 具有桔的权威性的结论吗?基于这 不符合逻辑的逻辑,她认为 解决困境的办法就是否认“原作”的存在,同时也就否认了“翻译”的存在。她认为,这只是 同一作者用不同语言写出的同一文本的两个版本。芭斯奈 特又自相矛盾了:我们可 以以同一逻辑反问,如果两 个版本意义不同,这能说是同一文本吗?芭斯奈特以否定“原作”为立足点,进而否定“翻译”,她实际 想说明的依然是“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这类命题。我们认为“自译”与“翻译”并无二致,不足以以此否定“翻译”这一被普遍接受的、根深蒂固的概念。其实,同一内 容的两种语言的不同版本也就意味着翻译,因为这 体现了语言的转换,包括形 式和功能的转换。即便所 涉及的语言或内容之间有什么差异或差错也不能否认这就是翻译,因为翻 译不能排除差异或差错,正如人 不能排除缺陷或疾病一样。

 

杜撰翻译

斯奈特以布尔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假托由F. B.翻译而 实际是他自己写的长诗为例,说明给 翻译下定义的困难性。我们不 否认伪译的存在,但这与 界定翻译是毫不相关的,因为不 管作者从哪里取材,不管其意图如何,伪译都不是翻译。以伪译 说明翻译或界定翻译是无效的。比如,如果有 人以石莲冒充雪莲,以面粉冒充白粉,我们怎 能以前者界定后者的性能呢?

作为译者的旅行者

游记之 类的文献是作者(旅行者)向本国 人展示异国文化、异国情调而写的。我们先 把芭斯奈特的大概意思表达出来。在这类 文献的写作中总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旅行者以特殊的视角,即局外 人的视角以国内读者为对象来组织素材,进行写作。由于这 类作品的读者无法亲历异国文化,他们解 读的活动就如同解读翻译作品一样。这类作 品的语言往往有别于读者的母语,如一个 常见的做法就是使用洋泾浜式的英语,以展示“他者”的真实性。问题是,这是不 是当地人实际英语的转写是很值得怀疑的(芭斯奈特的意思是说,这应该是作者的翻译,更精确地说是操纵)。另一方面,旅游作 品中旅行者和当地人的对话也意味着翻译——旅行者遇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当地人,和他们 用英语交谈就好像他们真的会英语,而且表达流畅,甚至可以插科打诨。芭斯奈特认为,这也是 作者与读者的共谋——作者以 操纵手段使读者假定这类会话的真实性,消除怀疑,配合作者的伪造。她说,旅游写 作的常规就是以貌似翻译的样子让我们接受这类会话的真实性,而“貌似翻译”这一事 实又模糊了界限,让人没 办法推断这些会话到底真地发生了没有,我们只是认同,相信一切都是真的。总之,这类写 作是共谋的结果。芭斯奈 特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她想以 游记之类的作品来论证“翻译”的模糊性,由此说明“共谋”的作用 和翻译的操纵性质。我们不难断定:游记不属于翻译,而属于写作——它依据一定的事实,经过艺术加工,重塑真实性。游记有游记的作用,比如玄奘游历天竺30余国写下《大唐西域记》,你没办 法验证具体细节的真实性,但其参 考价值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决不能以《大唐西域记》之类的 游记来说明翻译问题,因为游 记与翻译是不相关的,尽管前 者可能包含后者的某些成分。

虚构的翻译

游记作 家常在文本中使用一定的标记,以示其 中的某些对话是用外语进行的。具体说来,19世纪的 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模拟中世纪英语,以表示 说该语言的人使用的不是英语。芭斯奈特认为,这种对 异域人物的语言进行处理就是翻译。我们认为,这是一 种可以称之为类比(详见第五章第一节)的写作手法,以说明 作品中的人物是用另一语言进行对话的。按照芭斯奈特的例子,就是以 中世纪英语类比当地的土著语言。作者的意图在于突出“他者”,所使用 的类比仅起到标记语言的作用。我们认为,文中的 这种处理手法不能界定为翻译,从本质 上来说还是创作。一部作 品是一个自足的文本系统,为避免 出现一套以上的语码,往往用 类比方法模拟方言或外语。这也是为了方便读者,否则不 懂这种语言的读者肯定看不懂。芭斯奈 特还谈到这种处理手法的文化意义——这种手 法的应用说明英语比其他语言诚实、尊贵、高尚,等等。这与她 探讨的主题似乎是不相关的,充其量 也只能附带说明操纵可能产生的某种效果。以上我 们对芭斯奈特提到的五种伪译进行了一一辩正。我们再 看看芭斯奈特基于这五种伪译的论述所得出的结论:(1)“翻译”这一范畴是模糊的、无用的,所以一切关于“改编”、“译本”、“仿作”区别的争吵,一切关 于忠实或不忠实程度的论争以及对“原著”观念的 执著都是毫无意义的。(2)中世纪 对于翻译的态度要开明得多,似乎没 有翻译和原著的二元对立。这些术 语的意义只呈现为一个其中有许多不同色度渐次变化的连续统。原著这 一概念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是现代的发明。(3)《亚瑟之死》不能算作翻译,因为没有明确的原本,另一方 面也不能算作原著,因为它取材广泛,出处不同。(4)翻译这 一观念可公然用于意识形态的操纵,具有重要的意义。(5)不应把 翻译看作一个独立的范畴,而是作 者与读者共谋的缀字成文的一套做法。根据芭 斯奈特自己的论述,我们可 以看到她自身的矛盾和混乱。她列举 的五类伪译中她认为不是翻译的却是翻译,她认为 是翻译的却又不是。即便如此,由于她的反复强调,其意图还是很明显的:她旨在说明“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而“翻译”、“原作”、“译作”、“忠实”、“对等”之类都是子虚乌有的——“我们早该摆脱‘翻译’这一术 语施加于我们的约束了”。(Bassnett 1998:39)以其逻辑进行推理,那就是:“翻译”已经瓦解,更无所谓什么“忠实”、“对等”、“标准”,我们随便怎么搞都行,只要自 己认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行了,只要我 们能操纵社会就行了。我们可以改头换面,可以偷梁换柱,可以自欺欺人。总之,随便吧。

 

结语

根据芭斯奈特的论证,传统的“原著”、“翻译”及相关 概念都是模糊的、虚幻的、子虚乌有的。不过,以其逻辑类推,还有更多、更多的虚幻——如果翻译子虚乌有,那么写作、说话、绘画等 等也是子虚乌有的了。难道写作、说话、绘画不 都是由先在的观念编织而成的吗?就连我 们人恐怕也是子虚乌有的了,因为我 们人是由先在的基因:猴子的基因、鱼的基因、阿米巴 的基因编织而成的。再朝前推,恐怕一 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总之,世界大同,一切皆无。我们将 这一切的虚幻归因于芭斯奈特论证的虚幻。她模糊 了客观事物的相对确定性,犯了违 反了同一律的错误。我们现 在回到引言中的四点设问,不难得出以下答案:

(1)芭斯奈 特的论证不能推倒翻译这一概念,它还是可以确立的。

(2)伪译不是翻译,所以不 能以之界定翻译。

(3)原作译 作不是没有边界的,译作源于原作,但不一定劣于原作——译作原 作之间有映现关系,两者各是自足的文本。

(4)“共谋”之说有其合理成分,但不应夸大它的作用,而且它 不是翻译独有的现象。进而言之,也并不 是翻译必然蕴涵“共谋”的。我们不 能说某物具有某种属性就说是“某物”。依其逻辑,如果说人有动物属性,人不就是动物了吗?

(5)“改写”、“操纵”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翻译,也不是 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不 具有翻译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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